易地扶贫搬迁：一场188万人的大型搬家

黔西南州，晴隆县三宝彝族乡，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。

据《晴隆县志》记载，三宝乡的苗族、彝族群众在明清时期为躲避战乱迁徙至深山，不料先辈由此保全性命，后代却陷入了贫困漩涡。

照乡民们的说法，全乡村寨“挂在”半山腰，乡内无一条河流；若在山间远眺，目光所及不是悬崖峭壁就是“跑水跑肥跑土”的“三跑土”。传说中的“桃源绝境”，根本养不起一方人。

2016年，在政府帮扶下，三宝乡1233户人家酝酿起一个“大动作”：搬家。

不仅要搬，还要整乡搬。

经过省、州、县、乡多次研究和部署，一个朝气蓬勃的“新三宝”——阿妹戚托小镇在晴隆县城郊的山坡上拔地而起。

小镇内，一栋栋彝族风情浓郁的亮褐色钢筋混凝土小楼依山而建，台阶式的建筑布局让民居错落有致，硬化的串户路也干干净净，行走其间，不时会有热情好客的三宝人邀你去做客。

“以前村卫生室只能打疫苗，没有药卖，去乡卫生院看病，要走1个小时的路。”三宝乡搬迁户杨登贵说。而到了现在，“走路10分钟就能到镇里的卫生院，那里什么科室都有，从挂号、就诊到开药，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医护人员陪同，看普通的病完全不用愁”。

近日国新办举行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新闻发布会上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专门点赞“新三宝”：该乡整乡迁入县城后，搬迁家庭子女学习成绩平均提高了60%以上。

如果说500年前苗族、彝族同胞躲进三宝是一次辛酸的“逃亡”，那么500年后的搬迁，则是一次迈向幸福未来的“回归”。

在贵州，像三宝乡一样实现整乡搬迁的贫困乡镇还有许多。

这些地方所践行的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在甘肃河西、定西、宁夏西海固地区探索出的扶贫路径——易地扶贫搬迁。

要知道，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，居住在深山区、石山区、石漠化地区的百姓，受资源环境制约，生存条件恶劣，是多年脱贫都没能啃下的硬骨头。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将山区贫困人口安置到城镇，实现非农化转移，是“挪穷窝”与“拔穷根”的治本之举。

在当地扶贫干部看来，老百姓“搬得出”只是易地扶贫搬迁的“前半篇文章”，“稳得住、能脱贫”才是幸福故事的“终章”。

2018年6月以来，地处武陵山区深处的正安县20个乡镇、1.6万余名贫困人口陆续搬进瑞濠街道移民安置点。瑞濠集中着全县各个乡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安置点内有939个残疾人、317个留守儿童、2800个老年人和99个大病患者，这让瑞濠街道办事处主任吴太玺尤为牵挂。

16岁“小移民”李清萍自幼丧母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一次社区义工前来家访，看到李清萍在纸上画了一个蛋糕，猜测小姑娘快过生日了。吴太玺得知后，偷偷把李清萍的奶奶从外村接来，自掏腰包给李清萍买了生日蛋糕。

搬迁户米莉身患残疾，此前丈夫外出打工，她带着两个孩子在乡镇租最便宜的房子“陪读”；搬迁后，在吴太玺的帮助下，米莉参加了家政培训班,拿到月嫂初级证书，每月收入六七千元。

吴太玺手机里存着全县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负责人的电话，物管公司、拖把厂、茶厂，哪怕给服装厂串珠子、给丧葬厂糊纸，只要贫困户双手能活动，他都想办法给找工作。为了让搬迁户安心在城市扎根，瑞濠安置点还建立了劳动力数据库和就业需求清单，各类技能培训班共计培训4480人。

在贵州脱贫攻坚的 “硬仗”中，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千万贫困群众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，更是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建、城乡格局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重塑。

5年前，贵州面对省内边远地区山高谷深、耕地破碎、自然灾害频发、“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”的困境，立下易地扶贫搬迁“军令状”。

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的省份，截至2019年12月，贵州提前完成了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任务，使10090个贫困自然村寨、188万贫困人口告别穷山僻壤、住上城镇新居，落实了中国近1000万人口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的15%。

数字背后，这一“搬迁战”中攻坚克难的先行者，也为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献上了“贵州方案”：

人往哪里搬？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，既让搬迁群众享受到县城及周边城镇良好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，又为群众的就业、创业打开更大空间；

钱从哪里来？坚持省级统贷统还，省级把近千亿元的筹资还款压力扛在肩上，让市、县两级集中精力抓搬迁；

收入如何增？坚持以产定搬、以岗定搬，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，就确定多大安置容量，在全省搬迁户中落实就业40.68万户、89.05万人，实现有劳动力搬迁家庭1户1人以上就业目标。

今年11月23日，贵州宣布该省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。至此，贵州全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整体脱贫，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。

有学者称，易地扶贫搬迁是“继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，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发生的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”。

经此一役，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，正在这一代人手中历史性地解决着。